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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米尔·左拉(1840~1902年)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从1868年起,左拉着手写一部多卷集的庞大作品。按他的构思,这部作品将是法国“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前后经过25年的辛勤劳动,在1893年他终于完成了包括20部长篇小说的社会史诗《卢贡——马卡尔家族》。《萌芽》便是这其中的第13部小说。这部小说在1885年出版时,轰动了法国社会。正如莫泊桑所指出的,“毫无疑问,没有一部书包含了那么多的生活和运动”。一个多世纪以来,《萌芽》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左拉,法国自然主义作家。早期作品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侬的故事》、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一个女人的遗志》等,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也显示了他对社会题材的浓厚兴趣和民主主义倾向。后来,他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在泰纳的环境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遗传学说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在长篇小说《黛莱丝·拉甘》序言、《实验小说》《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小说家》等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阐述: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作家在写作时应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搀杂主观感情。但在左拉身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历时25年创作了一部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其中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都十分著名。他还写有长篇小说《黛莱丝·拉甘》《玛德莱娜·菲拉》,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罗马》《巴黎》,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劳动》《真理》,剧本《拉布丹家的继承人》《爱的一页》《狂风》等。1902年9月29日,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左拉的创作相当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后半期法国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社会场景,他的小说及自然主义理论深深影响了此后数十年间的法国文学。
左拉,(Emile zola l841~1902)
19世纪后半期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一生写成数十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为《萌芽》。
左拉的创作和世界观充满矛盾:一方面对现存的制度进行毁灭性的批判,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创作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其特色。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1864)、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后来,他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在泰纳的环境决定论和克罗德·贝尔纳的遗传学说的影响下,形成其自然主义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写作,对人物进行生理学和解剖学的分析;作家在写作时应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不必搀杂主观感情。但在左拉身上,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兼而有之。他受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启示,创作一套长达600万字、由20部长篇小说构成的巨著《鲁贡——玛卡尔家族》,反映了法国第二帝国时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描写罢工斗争的《萌芽》和反映普法战争、第二帝国崩溃、巴黎公社起义的《崩溃》最为重要。他还写了三部曲《三城市》、《卢尔德》(1894)、《罗马》(1896)、《巴黎》(1898),以及《四福音书》中的前三部:《繁殖》(1899)、《劳动》(1901)、《真理》(作家死后的1903年出版),第四部《正义》尚未完成。左拉因煤气中毒而逝世于1902年9月29日。他的《小酒店》、《娜娜》、《金钱》、《妇女乐园》亦十分著名。
1908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以左拉生前对法国文学的卓越贡献,为他补行国葬,并使之进入伟人祠。
左拉,1840年4月1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希腊人。7岁时,父亲病故,他和母亲在外祖父的接济下生活。他在中学求学时已显露文学才华,试写了一部历史小说、一些诗歌和一出喜剧。1857年,他随外祖父和母亲迁居巴黎,靠助学金读完中学。1862年进阿谢特书局当打包工人,不久以诗作出众被擢升为广告部主任。这期间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品。
最初几年,左拉先后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依的故事》(1864)和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1865)、《一个女人的遗志》(1866)、《马赛的神秘》(1867)。那时左拉对社会题材产生浓厚的兴趣。《克洛德的忏悔》描写一个女子的堕落和悔悟,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已见端倪。警方认为此书“有伤风化”而进行调查,又发现左拉为第二帝国的反对派报纸撰稿,并与共和派进步人士交往甚密,迫使左拉于1865年辞去书局的职务。
左拉最崇拜《人间喜剧》的作者、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但他并不满足于模仿前人。他立志自己要在文学上创作自己的风格。60年代,在法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文艺理论家泰纳在《艺术哲学》等著作中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文艺问题,指出种族、时代和环境对作家及其作品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生理学家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力倡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上应用科学实验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说家龚古尔兄弟连续发表了几部以对人物进行病理分析为特色的小说。在他们的影响下,左拉提出他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认为,既然可以用实验方法认识物质世界,也可以认识“情感和精神的生活”;他主张小说家应以事实为依据,成为“人和人的情欲的审问官”;他重视搜集资料,做一个“科学家”,而不对所写事物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他尤其强调生物学的决定论,认为人的生物本能支配其社会行为。
左拉根据他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写了《黛莱丝·拉甘》(1867)和《玛德莱纳·菲拉》(1868)两部长篇小说。前者被作者称作“对生理学一种病况的有趣研究”,后者则是研究隔代遗传对人的影响。这两部小说并未引起读者的兴趣。
左拉从1868年开始,准备写一部《人间喜剧》式的连续性的大型作品——《鲁贡玛卡一家人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他先攻读生理学,研究了大量的病例和史料,还绘制出一幅鲁贡玛卡家族世系分支图表。按左拉的预想,这部巨著将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它将首先“研究一个家族中的血统和环境问题”,其次是“用事实和感觉描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并且在各种风俗和事件的细微末节中刻画出这个时代”。
从28岁到53岁,左拉在25年的时间内,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它包括20部长篇小说,出场人物达1,000余人,题材几乎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国社会的政治、军事、宗教、商业、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描写了上流社会和工人、农民等各种人物及其生活。这些小说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自然主义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这些作品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但在其中一些出色的作品里,无疑是病理研究让位给了社会研究,生物学的决定论让位给了社会环境的决定论,“家族史”让位给了“社会史”,现实主义终于取得优势。
在全书第1部《鲁贡玛卡家族的命运》(1871)中,左拉原想表明精神病患者和酒精中毒者的后代从遗传中所受的重大影响,但实际上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拿破仑第三政变时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一富有社会意义的内容,有力地揭露了这次政变不受人们欢迎以及拥护者的面目。而鲁贡玛卡家族后裔中一些人在对立的两个阵营里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第二帝国时期到处蠢动的投机家和冒险家的典型,在《俎上肉》(1871)中首先登场。鲁贡家族的第三代成员阿里斯第德利用任帝国部长弟弟的势力当上路政副专员,而告终,干起房地产投机的勾当,最后破产。此人在《金钱》(1891)中重又登场,从事股票投机。资产阶级投机家、冒险家的丑恶嘴脸,在作品中得到深刻地刻画。
1877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小酒店》,是左拉表现当代工人的第一次认真的尝试。他在写作计划中明确地指出,这是一部“关于工人的小说”,它“解释民众的风尚、罪过、堕落、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畸形”,这一切“是由于现代社会工人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而造成的。这部小说描写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非人之生活状况,这部作品充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嘴脸。
在1880年大赦以后工人运动复兴的形势下写成的《萌芽》(1885),表现了左拉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更强烈的兴趣。正如他在写作提纲中所说,这部作品写的是“雇佣劳动的崛起”和“资本与劳动的斗争”。小说以一个矿区为背景,描写了法国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反映了少数工人的消沉和多数工人的奋进,而以一次大规模罢工和军警的血腥镇压作为高潮。这是他在法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在长篇小说中塑造了革命的无产者的形象。《萌芽》是左拉的现实主义达到最高成就的一部杰作。
长篇小说《崩溃》(1892)描述普法战争中法军在色当之役的惨败,并把这一历史事实表现为以前各卷中所描写的社会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完成了整个第二帝国的社会史。
继这部巨著之后,左拉又写了长篇小说3部曲《三城市》。其中《卢尔德》(1894)写教士皮埃尔陪女友去圣迹洞求神治病,结果发现所谓圣母显灵纯系骗局。《罗马》(1896)写皮埃尔著书以图改革基督教,遭到教皇拒绝。这两部小说是对教会的一次清算,揭穿了宗教的虚妄,并得出一个结论:只有科学知识才能拯救社会。《巴黎》(1898)则通过皮埃尔的弟弟、无政府主义者吉约姆放弃炸毁圣心教堂的故事,阐明了作者运用科学发明来改良社会的思想。
就在左拉动笔写《三城市》的1894年,发生了法国军方陷害犹太血统的军官德雷福斯的冤案。左拉很晚才得到有关材料,他立即为德雷福斯伸冤,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文章,特别是1898年1月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著名的公开信,有力地推动了这场斗争;但同时也招致反动势力的迫害,1898年7月他被无理判处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他在宣判的当天逃亡到英国,直到次年7月回国。
左拉在流亡英国期间开始写作4部曲《四福音书》,其中《繁殖》(1899)歌颂家庭和天伦之乐,《劳动》(1901)根据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表达了通过劳动社会化达到人类和谐的理想;《真理》(1903)是德雷福斯事件的艺术的再现;计划中的《正义》的主题是宣扬各民族团结合作,让公平和正义主宰人类,但他在有生之年并未完成这部作品。
除长篇小说和自然主义理论著作外,左拉的重要作品还有中、短篇小说集《给妮依的新故事》(1874)、《布尔勒上尉》(1882)、《纳依斯·米库兰》(1884),其中的《磨坊之役》、《陪衬人》、《铁匠》等篇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很高的作品;他还著有剧本《拉布丹家的继承人》(1874)、《爱的一页》(1892)、《狂风》(1901)等;批评著作《我的仇恨》(1866)、《文学文献》(1881)、《真理在前进》(1901)以及《杂文、序言、讲演集》(1929)和大量书简。
左拉的成就在于通过描写各阶级、各领域的大量作品,相当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后半期法国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的社会场景,基本正确地反映了从拿破仑第三政变到色当战役乃至德雷福斯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矛盾。他接触到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恶劣的劳动与生活条件和工人运动等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在他的小说里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气势谴责了资产阶级的罪行,并且对人民群众给予极度的同情。
左拉的小说创作和自然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了19世纪后数10年的法国文学。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演说中,不但赞扬他的人格,称他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表现是“人类良心的一个关头”,而且高度推崇他的文学成就,认为在当时的世界文坛上只有列夫·托尔斯泰可以与之相比。恩格斯从现实主义小说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左拉远远不如巴尔扎克。而列宁却深深地喜爱左拉的为人及其作品。左拉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重要作品如《小酒店》、《萌芽》、《娜娜》等都早有中译本。
1902年9月29日左拉与世长辞。
大凡有生命力的花草树木,总不是在温室暖房中培育出来的,世上有才华的文学家,也往往经历了惨淡凄苦的童年。左拉的生活历程,就是在痛苦与不幸中起步的。
1840年4月12日,左拉诞生在法国巴黎圣·若瑟夫街10号的一座楼房里。左拉的父亲佛朗索瓦·左拉,原是意大利威尼斯共和国一个军职世家的后裔,1813年曾在约瑟亲王军团供职,后因拿破仑垮台,他才转业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左拉的母亲是希腊人,姓欧白尔,名叫爱米莉·奥尔里,原是贫苦手工艺人的女儿。
1847年,左拉的父亲因患肺炎,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当时,左拉的母亲才27岁,左拉也还不满7周岁。这时,左拉的家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仅在精神上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生活上遭受沉重的打击,而且在经济上也陷入穷苦不堪的困境。丧事刚了,来自各方的债主蜂拥而至,先前欠左拉父亲钱款的那些人却乘机赖账,许多既复杂又永无止境的官司从此开始拉开了序幕。左拉的童年,就是在这种诉讼和金钱的纠葛中度过的。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逼迫、冷眼和纷争,左拉的母亲深感无能为力,幸好有左拉年逾70的外祖母出来,给左拉一家以温暖和关怀。她们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这种惨淡凄苦的境遇,极力使年幼的左拉承受最微小的痛苦和不幸。为此,她们决定把左拉送去私塾上小学。
左拉12岁时,进了埃克斯市立中学,他求知的欲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满足,很快小左拉成为一个勤奋苦学的优等生。在这里,他与同窗学友巴第思丹·巴伊(科学家)和保罗·赛尚(画家)结为至交。他们的志趣都集中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上。每逢假日,这三个同龄人常常一起到郊外游玩。他们从黎明时动身,带着干粮,直到走得汗流浃背、酷热难熬时才停下来。他们在树荫下一块儿读书,一块儿争辩,讨论文学与诗歌;他们读的文学作品不尽相同,但好在彼此志趣相投,喜欢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直至黄昏日落,他们才依依不舍地边走边读,边笑边闹地回去。
1857年,左拉的外祖母不幸去世,这构成了左拉生活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转折。当时,左拉母子俩已经失去了生活上的依靠,无法继续在埃克斯城立足。他们决定去巴黎投靠昔日的亲朋好友。到了巴黎,经过母亲的多方托情,左拉才得以以公费生的资格进入圣路易中学读高中。可是因为穷困,在左拉19岁时,还是被迫辍学了。
左拉决定自谋生计,那样至少也可以帮助母亲闯过生活上的难关。此后,他做过很多份工作,大多是低薪的苦力。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左拉始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每当求职碰壁的时候,他就转向去追逐书本知识,终日在塞纳河岸的旧书店里浏览。他阅读莎士比亚、雨果、狄德罗的著作,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当职业大门向他紧闭的时候,他想敲开文学创作的大门。
但文学创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的左拉面临的是饥饿与贫苦,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保障。当时,他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既没有炉火,也缺乏灯光,夜幕降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时,才设法买支蜡烛,用以读书写作。华美的餐馆饭店,素来与他无缘。他常常蹲在亭子间里,只要能吃上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就算是一顿丰盛的晚餐了。整个冬天,他全靠吃油浸面包过活,这是他的朋友给他寄来的埃克斯产的油。那时,他还乐天知命地说:“只要有油,人就不会饿死了。”有时,他饿得实在难以忍受,就设法在屋顶上设下圈套,捕捉麻雀。天冷了,麻雀要觅食,一会儿就中了左拉布下的圈套。左拉将捉来的麻雀用一根窗帷上的小铁签串着,投进火堆里烤熟……
1861年,这是左拉青年时代最为困苦的一年。他没有任何收入,唯有等待亲朋好友的一点资助。每当用餐时,他往往只吃上一小块面包和一小角干酪。这样一点食物,怎能填饱一个青年人的肚子呢?出于无奈,他只得将所剩无几的几件衣服送进旧货市场,单衣不能御寒,他只得躺在床上。整整一个严冬,他躲在小屋里,不敢出门,除了偶尔阅读几本书籍外,就只有是眼巴巴地等待着,盼着埃克斯的朋友寄来橄榄油和面包。
1862年2月1日,沉浸在可怕的饥饿之中的左拉总算得救了。经过左拉父亲的一个朋友——布德医学博士的推荐,左拉跨进阿歇特图书出版公司的大门。在这儿,他找到一份杂务性的工作。虽然,他的差使不过是充当事务科里的一名下级职员,做的是钉箱、打包、搬运一类的重活,每月薪金也只有一百法郎,但比之先前捉麻雀充饥的境遇,真可谓是“小康生活”了。尽管昔日自由闲荡的惆怅,不免使他伤感;可是野心却鼓励他振作起来,他想写作,想成功,想做一个文艺上的革新者。在工作之余,他便着手写些小故事,那是一些牧歌式的短篇之作,小巧玲珑,充满俏皮荒诞的情趣,还略带几分诗意。
有一天,左拉把新近创作的《恋爱喜剧》的书稿,放在阿歇特图书出版公司老板阿舍特先生的办公桌上,有意让他看看,其目的在于试探一下,能否在这儿出版。第二天,老板果然派人来叫左拉。阿舍特先生是一位有眼力的书商,待人乖蔼,但工于心计。他之所以要找左拉面谈,并不是想出左拉的书,而是要用左拉这个人。阿舍特先生向左拉说明,诗稿已经拜读,但本公司不宜出版这类诗作,奉劝作者舍弃作诗,去从事小说的创作。他引证巴尔扎克的话说:“文学就像所代表的社会一样,具有不同的年龄:沸腾的童年是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现在的读者喜爱的是小说,而不是诗歌。接着,阿舍特老板话题一转,对左拉的才华大加赞赏,并当场宣布提升左拉为广告部主管,月薪也随之增加一倍。顿时,左拉受宠若惊。这就意味着,从此,不但他的艺术才华被发现了,经济上也不会再贫困。他从苦难的童年里一路挣扎,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梦想,但在追梦的途中,很少有人会一帆风顺。就像左拉的文学道路,童年的不幸以及生活的贫穷等都阻碍过他前进的脚步。但值得敬佩的是,这位日后成名的作家,从来没有因为这些外在因素而改变创作的热情和痴心。通过他不懈地坚持练笔,最终在这混乱不堪的苦难里长成了参天大树,可谓是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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